南宋将京湖战区的茶盐引收归朝廷，导致襄阳的财政后勤困难。吕文德为了解决京湖战区的财政后勤问题，不择手段开辟襄阳榷场，导致蒙古人盘踞在襄阳东南，最终毁掉了襄阳。
1，岳飞时期京湖战区的一体化领导
绍兴初年，南宋与金国的战争激烈，岳家军对京湖战区的军事和后勤基本上是一体化领导。
湖北、湖南、江西三路负责京湖战区一部分军粮供应，军粮不足的部分通过茶盐引的方式从商人处购得，岳家军还按照南宋规定进行酒榷等营利性活动。
岳飞
绍兴十年，正是由于军事和后勤的一体化领导，岳家军才能纵横千里，打到了黄河岸边的郑州一带。
岳家军的主力和家眷驻扎在鄂州（今武昌），有长江天险可以防备金军骑兵突袭，也可大大减轻后勤负担。
湖北、湖南、江西的军粮通过长江、湘江、赣江水路运输到鄂州。
平时，岳家军只有一小部分兵力驻扎在襄阳。
按照南宋的待遇规定，一个正规军人的军粮每年大约9石米，如果要戍边则翻倍，是18石米。
驻扎在襄阳的军队算是戍边，仅仅计算军人的口粮，就比驻扎在鄂州要多耗费一倍的军粮。
而连接襄阳和鄂州的汉水多险滩激流，逆流运粮异常艰难。
“况汉江自磻冢、仓浪以至于大别，水势湍激，自汉口沂流至郢州，犹鲜滩碛；自郢州、襄阳以上，则有所谓三十六滩之险。 纲运至此，必须小舟数百般载，谓之盘滩， 沂流牵舟， 率用百文，以竹为之。 舟至襄阳者，自汉江以竹而造，至鄂州以换；其往均州及光化者，至襄阳复一换，谓之换竹。逐纲至鄂改拨入襄阳者，自拖工以迄篙工，必更用识水程者为之， 顾直不廉，倍有所费。”
宋光宗绍熙年间，湖广总领詹体仁说：
“郢州见屯军马，每岁合用米料共约支一万七千余石，每年常科拨纲运四万余石前去应副支用”。
郢州的军队用粮1.7万石，需要4万石的粮食才能运到，一大半的粮食被纲运消耗掉了，可见汉水逆水行舟的艰难。
所以京湖战区的主力如果驻扎在襄阳，仅军粮的消耗就是驻扎在鄂州的4倍。
黄鹤楼岳飞像
岳家军依靠自己的战绩和运动作战能力，对金兵起到强大威慑作用，主力驻扎在长江以南的鄂州，驻扎在襄阳的军队不足万人。如果金兵来袭，鄂州军队可迅速支援襄阳驻军。
随着绍兴和议的开展，赵构、秦桧剥夺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帅的兵权，并迫害岳飞致死。赵构、秦桧对三大战区不放心，继续分割其权力，首先将后勤财政权独立出来，成立四大总领所。
对应京湖战区的是湖广总领所，受中央户部领导。
2，李曾伯时期的襄阳后勤困难。
端平入洛后，南宋和蒙古发生军事冲突。蒙古军队一度占领襄阳，南宋名将孟珙收复襄阳后，襄阳几乎成了废城。
襄阳
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年），李曾伯被南宋委以重任经营襄阳前线：
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
从这一堆名头看，李曾伯的权力在名义上和岳飞相当，这也说明蒙古人对京湖战区的威胁已经和绍兴初年金国的威胁差不多了。
但李曾伯在京湖战区的后勤财政被朝廷抽走了一个大头，让他极其头疼。
仅仅上任一年，李曾伯就三次上书请求辞去湖广总领所的兼职，宋理宗不予批准。李曾伯只好请求连制置使一起辞职。
宋理宗
李曾伯看到襄阳大军的后勤完全无法供给，是因为南宋的一次国进民退。今天也有国有企业扩张，民营企业萎缩的情况，望肉食者明史。
这次南宋的国进民退，是朝廷回收茶盐之利，由史嵩之搞起来的，岳珂在这件事上也有不光彩的一面。
因为京湖战区主力移驻襄阳，湖广总领所一年需要960万贯军费，户部的常赋只能提供500万贯，不足的部分必须通过茶盐引和榷货填补。
李曾伯在上奏中提到：
“乃若上流茶税，往年籍以通融，贴助岁收甚夥，自臣到任，归之国用。今江州分司岁收未暇计，先来鄂、 岳两场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余万，通而计之，何翅几千万。 是皆向来总所所有也，今无是矣。”，“制、总两司岁仰茶利以佐军费，总所约收数百万， 制司亦收数十万。”
原来的湖广总领所仅仅一年的茶利都有数百万贯，加上盐利，基本可以满足京湖战区的军费要求。
茶引
但南宋朝廷将京湖地区的茶盐之利收归中央所有，并派出各种直属子局贩卖茶盐，不但与地方政府夺利，还从普通商人那里夺利，导致京湖地区经济大损。
从此京湖战区的财政就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四川因为路途遥远，天高皇帝远，多是封疆大吏独自打理。
南宋朝廷回收茶盐之利后，在贾似道掌权时期，重金打造了两淮防线的发运司，两淮防线的后勤得到了极大保障。
但受伤的却是京湖战区，相当于把京湖战区的资金转移到了两淮战区。
南宋降将刘整看得一清二楚，劝忽必烈直接打击南宋最柔软、最薄弱的襄阳。
3，吕文德时期的后勤战略错误。
开庆元年（1259年）闰十一月到咸淳五年（1269年）十一月，吕文德担任南宋京湖制置使。
此时的京湖战区入不敷出，再加上吕文德贪财重利，整个京湖战区的财政更加不堪忍受。吕文德迫切希望多开榷场，以缓解京湖战区的财政压力，却陷入了蒙古人的阴谋陷阱之中。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八，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八月：
蒙古以刘整为都元帅，与阿珠同议事。九月，整至军中，与阿珠计曰：“我精后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兵，则事济矣。”初，阿珠过襄阳，驻马虎头山，宿汉东白河口，曰：“若筑垒于此，襄阳粮道可断也。”至是整亦议筑白河口及鹿门山，遣使以闻，许之。于是遂城其地。
吕文焕大惧，遣人以蜡书告吕文德。文德怒，且詈曰：“汝妄言邀功。设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令吕六坚守。果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识者窃笑之。
阿珠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南军援襄者皆不能进。
景定四年（1263年）七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献出一招毒计，在襄阳城外设置贸易榷场，利诱吕文德。
蒙古人向吕文德行贿建立榷场，吕文德竟然同意了。
当时的京湖战区因为没有茶盐之利，只能通过榷场补充军费。但榷场应设立在边境地区，而不应该设立在军事重镇襄阳附近。
吕文德见利忘形。
襄阳之围
蒙古人又在鹿门山和白河口（襄阳东南）相继筑造土堡，借口保护货物，其实是要阴谋阻断襄阳的汉水后勤。
吕文焕识破蒙古的阴谋，多次书信给吕文德。
吕文德被部下蒙蔽，得知真相后叹曰：“误国家者，我也！”
襄阳之战
后来，蒙古围困襄樊时，正是通过鹿门山和白河口切断了南宋对襄阳的援助。
参考文献：
《宋史》
《金史》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会要辑稿》